管理层激励、管理层权力与信息披露质量
作者: 刘恒
摘要:管理层激励和管理层权力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选取2008-2012年深市主板上市公司数据,考察管理层激励和管理层权力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层货币报酬激励有效提高了信息披露质量,股权激励降低了信息披露质量;同时,管理层权力越大,信息披露质量越差,并且会弱化货币报酬激励的治理效应。本文对于完善上市公司管理层激励机制、优化权力配置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管理层激励 管理层权力 信息披露质量
一、文献综述
管理层激励包括管理层的货币报酬激励和股权激励。在货币报酬激励的研究方面,刘慧凤和杨扬(2009)以管理层报酬――公司业绩――信息披露质量为框架进行研究,发现货币薪酬的激励相比于股权激励效果更佳,激励作用更强。唐英凯和王野(2009)分别研究了管理层年度报酬总额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水平,也发现货币报酬与信息披露质量显著正相关。另一方面,也有少数学者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Watts和Zimmerman(1968)认为,既然管理层薪酬的制定要以会计信息为基础,那么他们就更倾向于操控会计信息,实现报酬最大化。王兵、卢锐和徐正刚(2009)研究发现,各种高管薪酬激励方式都会降低公司的盈余质量。
关于管理层股权激励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不同的学者也有不同的研究结论。在早期,Jensen和Meckling(1976)就指出管理层持股比例较高时可以有效实现股东与管理层激励相容,使得管理层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也能够为股东创造价值。唐丽华(2010)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高管持有股份的公司相对于未持股的样本公司而言,会计信息的透明度较高,在非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中尤其如此。谭劲松、宋顺林和吴立扬(2010)探究了中国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不高的原因,发现管理层是否持股对信息透明度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度。然而,另一些学者认为管理层股权激励的治理作用并不明显。Morc(1998)认为如果管理层本身已经持有了足够数量的股份,在高管任命和薪酬制定决策中拥有较多的表决权,那么他们自愿对外披露的信息将减少。赵娜和孟祥革(2007)认为由于目前我国股票市场仍不完善,投资者面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股票期权实行效果欠佳,反而会产生激励陷阱。
在管理层权力对信息质量的影响方面,王斌和梁欣欣(2008)认为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有利于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也有学者认为,当管理层权力较大时,可以直接利用手中的权力获取收益,而无需采用盈余管理的方式满足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吕长江、赵宇恒,2008)。
综合相关文献可以发现,虽然管理层激励的相关文献比较丰富,但仍未形成清晰统一的研究结论,而国内外关于管理层权力的研究目前还处在探索阶段,关于管理层权力对信息披露质量影响的研究比较少。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管理层的货币薪酬激励是减轻代理问题的天然机制,直接影响管理层的决策与行为,当管理层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工作从企业获得令人满意的货币报酬激励时,就减轻了管理层通过盈余管理或信息操纵的手段获取额外收益的动机。另一方面,当管理层持有公司股份时,通过操纵会计信息能够获得更大的额外收益,尤其是当管理层通过提供虚假的财务报告能够获得巨额的收入或者规避大量损失时,其操纵会计信息的动机就越强,使得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下降。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1a: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管理层货币薪酬激励越高,信息披露质量越好。
假设H1b: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管理层股权激励程度越高,信息披露质量越差。
管理层权力越大,则在公司经营决策制定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越有能力和空间去操控会计信息。而当管理者受到股东和董事会的监督时,管理层权力会受到约束,操纵信息的能力受到限制,从而促使管理层遵循信息披露的要求,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2: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管理层权力越大,信息披露质量越差。
最后,管理层的个人效用函数中不仅包括货币薪酬等显性收益,还包括在职消费、闲暇娱乐等隐性收益,如果管理层手中的权力较大,就拥有更多的方式和渠道扩大其隐性收益,从而不必完全依赖货币薪酬激励,由此弱化了管理层货币薪酬激励的治理效应。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3: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管理层权力会弱化管理层货币薪酬激励对于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的治理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2008-2012年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数据来源为深圳国泰安CSMAR数据库以及深交所网站公布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考评结果。出于研究的需要,对样本公司进行了筛选:(1)剔除ST、*ST企业;(2)剔除金融行业上市公司;(3)剔除财务数据缺失的样本。
经过筛选,我们得到434家上市公司作为样本,一共2 170条数据。本文的数据处理和分析采用SPSS和Stata软件。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深圳证券交易所每年对深市所有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进行考评,从高到低分为A、B、C、D四个等级,分别为优秀、良好、合格以及不合格。本文采用深交所的考评结果作为信息披露质量的代理变量,将优秀的信息披露质量赋值为4,良好赋值为3,合格赋值为2,不合格赋值为1,采用有序的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2.测试变量。本文对管理层的货币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分别采用两个指标进行衡量:上市公司前三名高管薪酬总额和管理层持股比例;对管理层权力的衡量采用五个代理变量: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管理层持股比例、董事会规模以及独立董事占董事会人数的比例。虽然管理层持股比例会同时影响管理层激励和管理层权力两个变量,但由于我们使用两个不同的模型分别检验管理层激励和管理层权力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所以不会产生共线性的问题。为了验证管理层权力与管理层货币薪酬激励对信息披露质量的交互影响,本文对管理层权力的五个衡量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提取出衡量管理层权力的综合变量power。 3.控制变量。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上市公司的规模、盈利能力、财务杠杆以及增长率都会影响信息披露质量,本文选取总资产的对数、总资产收益率ROA、资产负债率和营业收入增长率四个变量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变量的具体定义如表1所示。
(三)模型设计
为了揭示管理层货币报酬激励和股权激励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检验H1a和H1b,建立如下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
quality=α0+α1salary+α2share_m+α3size+α4ROA+α5leverage+α6growth+α7year+α8industry+е(模型1)
为了揭示管理层权力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检验H2,建立如下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
quality=α0+α1share_m+α2duality+α3share_1+α4board size+α5indep+α6size+α7ROA+α8leverage+α9growth+α10year+α11industry+е (模型2)
将管理层激励变量与管理层权力变量放入一个模型中,考察它们对信息披露质量的综合影响,建立如下模型:
quality=α0+α1salary+α2share_m+α3duality+α4share_1+α5board size+α6indep+α7size+α8ROA+α9leverage+α10growth+α11year+α12industry+е(模型3)
最后利用主成分分析对两职合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管理层持股比、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比例提取出综合变量――管理层权力,验证管理层货币薪酬激励与管理层权力对信息披露质量的交互影响,检验H3,建立如下模型:
quality=α0+α1salary+α2power+α3salary × power+α4size+α5ROA+Α6leverage
+α7growth+α8year+α9industry+е(模型4)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从下页表2中可以看出,2008-2012年深圳主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考评结果均值为2.8627,介于良好和合格之间,总体来说信息披露较为规范。公司前三名高管薪酬的平均值为13.8025,折算成原始数值为98.7万元。存在管理层持股的公司占样本总数的66%左右,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均值仅为0.21%,总体持股数量比较少,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力度较小。有16.29%的公司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管理层权力较为集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最大为89.41%,最小为3.62,平均值34.23%,由此可见我国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但不同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水平也存在较大的差异,部分公司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在样本公司中,大约有一半的公司董事会人数设置为9人,其中独立董事的比例平均值为36.81%,略高于公司法规定的独立董事必须超过1/3的比例。
(二)相关系数检验
当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超过0.8时,可能存在相关性问题。在本文中,各个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远远小于0.8,初步判定本文研究不存在相关性问题。除了独立董事比例以外,各个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相关系数都比较显著,其中管理层货币薪酬、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董事会规模与信息披露质量呈正相关关系,管理层持股比例和两职合一与信息披露质量呈负相关关系。
(三)回归结果及分析
表3显示的是有序的logistic模型的回归结果,由模型1可知,管理层货币薪酬激励对信息披露质量有正向影响,而管理层股权激励对信息披露有负向影响,二者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验证了我们提出的假设H1a和H1b。模型2中除了独立董事的比例这一变量不显著以外,管理层权力的其他衡量指标都对信息披露质量有显著的影响,管理层持股和总经理两职合一会降低信息披露质量,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的提高和董事会规模的扩大可以有效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在模型3中我们将管理层激励和管理层权力的各个衡量指标放入一个回归模型中,之前的结论仍然成立。最后为了验证管理层权力和管理层货币薪酬激励的交互影响,我们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出综合变量power,模型4的回归结果显示,salary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交互项salary*power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管理层货币薪酬激励具有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的作用,而管理层权力弱化了货币薪酬激励的这种治理效应。
五、研究结论
信息披露质量一直是会计研究关注的热点问题,基于管理层激励和管理层权力对于公司治理的重要作用,可以合理推断管理层激励和管理层权力会影响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另一方面,由于管理层权力在契约设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会直接影响到薪酬契约设计的有效性。现有的文献并未结合管理层权力来检验管理层激励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基于此,本文将管理层激励、管理层权力和信息披露质量纳入一个框架进行研究,用实证的方法检验管理层激励、管理层权力会如何影响信息披露质量,以及管理层权力是否会弱化管理层货币报酬激励的治理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货币薪酬激励可以有效提升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而股权激励反而会降低信息披露质量。另外,管理层权力越大,信息披露质量越差,管理层权力同时会弱化管理层货币薪酬激励对于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的治理效应。本文从管理层权力的角度为理解管理层激励效应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在企业的薪酬制度设计中必须重视管理层权力对薪酬激励效应的影响,合理安排与配置管理层权力,充分发挥管理层激励的治理效果,从而对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行为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唐丽华.实际控制人性质、管理层持股与会计信息透明度――来自深交所的经验数据[D].江西财经大学硕士论文,2010.
2.谭劲松,宋顺林,吴立扬.公司透明度的决定因素――基于代理理论和信号理论的经验研究[J].会计研究,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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