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指向1958年,那是我出生的年份，正赶上大跃进年代，全国都在搞大炼钢铁，追求粮食高产再高产，虚夸风、浮夸风盛行，基层都在吹嘘，农村吃食堂，好像一夜之间就要实现共产主义。假的就是假的，最终得到正本清源。在这种浮夸风的影响下，加之苏联卡脖子，与我国结怨，撕毁合同，撤走专家，赔偿损失，一度使我国陷入饥饿之中，有一部分人因饥饿导致死亡。经过磨难，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全力拯救危难。
一九六四年开展了四清运动，接着到了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那时的我已经八岁，人生轨迹开启，开始上小学了。小学校设在大队，距离我家约一公里，队里上一年级般对般的男孩女孩从七岁至十二岁都有，共计15人，上学不受年龄限制，上学大约不到半年时间年龄大点的相继就有九人辍学了，主要是家庭负担重，交不起学费，加之自己对读书不感兴趣。转过年辍学的几名同学都到生产队干活挣工分了，由于岁数小，只能挣到大人的一半工分，俗称“半拉子”。留下来继续念书的，跟帮读书，有的当了班干部，到最后全村只有我和一名男生和一名女生读到高中毕业。
那时我们那里还没有通上电，晚上主要用煤油灯照明，各家的房子大部分都是土坯砌筑的，全村只有一两撮瓦房。各家的内墙和棚都是找些旧报纸来糊上的，有的则没钱糊墙又找不到报纸，干脆就是用大泥墙面，因此，屋内显得很昏暗，大人们就是在这种环境下，白天干一天活（不参加生产队劳动，就没有工分），到了夜晚还要做很多家务活，比如说纺绳，纳鞋底，编炕席等，到了第二天早上，两只鼻孔沾满了黑色的油灰。
我家住在距离县城35公里的偏僻的乡村，我在家排行老四，上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大姐没有念过书，小的时候听妈妈说，大姐和附近一家姓黄的小伙子因找对象不顺利，受到刺激神经不好，吃了不少猪心朱砂，但始终没有去病根，于是很快就嫁给了比她大七岁富农成分的木匠，婚后日子过得很拮据，生了三个孩子，生活水平一般。
二姐有志向，从小就不怕吃苦，一直坚持念书，一开始村里有几名男生在一个班念书，但上初中最后一年，都相继辍学了，尽管要到距离家20里地的外乡上学，一个女孩子每天跑20里地上学，由于自己出色表现，二姐当上了班长。她起早趟黑，十分不容易。但她克服了很多困难，坚持念到高中毕业，当时读完高中全部那来回哪，因文化大革命还没恢复高考。但二姐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靠采草仔、车前子等，积攒钱买了些医务书籍，靠自学当上了村上的赤脚医生，不仅给村里人看病，还是远近较为出名的接生员。不管什么时间，只要有人找她去接生，她都满足要求，就连我的侄媳妇、侄子、侄女都是他接生的，几乎包揽了十里八村，这对于当时还是未婚姑娘的她来讲，付出了很多，不过也得到了大队干部和村民们的夸奖和认可。由此，二姐在一九七四年通过考试和推荐，被四平梨树师范学校录取，读了两年中专，在师范学校她仍然表现很出色，毕业时，因某种原因二姐没能留校，毕业后分配到乡东风小学任代理校长，半年后调到县委党校任会计兼医务室医生，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三十多年，在能否提拔的问题上，由于校领导班子内部有矛盾，二姐因此受到很大影响，在原有岗位上工作一直到退休。
大哥自读完初中，就回乡务农了，生产队长他不愿意干，一老朴实地呆在农村，像一头老黄牛。到了二十岁经人介绍，和邻居同岁的王氏姑娘结了婚。嫂子可说在村里是长得很漂亮，大眼睛、双眼皮，梳着长长的辫子，中等个头，十里八村追求她的小伙子不少，她家出身成分不好，当时地主、富农很受排挤，她爹也经常受到批判，不过农村人不大在乎成分好坏。结婚后嫂子三年内生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生活上还算不错，虽然两个孩都没有正式工作，但靠自谋职业，小日子都过得舒适。
由于父亲为人诚恳，老实巴交，没有私心，我家在全大队可算是有点威望，日子过得还算不错，所谓的是“正经人家”，父亲在生产队当了二十五年保管员，可说对集体忠心耿耿，几次队长推举父亲入党，可他就是不入。认为自己不识字，不够党员条件。当二十五年保管员，没有往家拿过一粒米，一穗玉米，一两干豆腐，其忠诚度胜过一般党员，因此，建立了良好的信誉。曾多次受到大队、生产队长表扬，不仅如此，更是受到社员们的一致赞誉。直到生产队解体，农村分产到户，个人承包土地.才结束当保管员生涯。父亲人特别热情，乐于助人，心眼好事，谁家有个大事小情他都要积极帮忙，村民们也十分愿意找他帮忙。但谁要是欺负他，父亲绝对不允许，敢下黑手，一次本屯有一户杨氏村民，是有名的癞子，谁敢招惹他就耍臭无赖，一次他硬说父亲找他的差，争执无果他俩竟然动起手来，他刚要耍无赖，被父亲一顿胖揍，打服了，当面认了错。通过这件事，引起了村民们的反响，大家都暗暗拍手称快，更加建立了父亲的威信。
我是文化大革命结束那年，一九七六年高中毕业的，毕业后由于家是农村户口，逐返乡务农，回乡一开始时，老队长就很器重我们几个，他说:“你们是有文化的人，可要为生产队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建设家乡你们是有用人才”。我们仅有的几个高中生，就受到生产队长重视，因为毕竟高中毕业生不多。当时正赶上批林批孔，批斗地主、富农，于是大队抽调我们两人任辅导员，专门在田间地头间歇时，包队给村民们读报纸，写大字报，晚上还要召开批斗会。
记得当时村民们生活过得很艰苦，能吃上两个鸡蛋都是不容易的事，卖鸡蛋属于投机倒把。一天我被派到四队葛大哥家里吃饭，他家什么也没有，实在是没有像样的菜往桌上端，于是便向队长请了两个小时假，到河里捞了几条黄嘎试鱼给我做吃了，令我十分受感动，我们是工作队不能挑吃挑喝，但这种热情让我始终难以忘怀。工作宣传队结束之后，我又回到了生产队，被推举为记工员，当年多拿到三百六十分。当时全大队工分合算都很低，由于产值少，一年到头抅不了几个钱，最多每十分工能抅一块五角钱，一年挣到工分最多也就四百个工，干一年才得到六百块钱。有一次，队长让我跟小红炉采买员坐大车去公主岭办事，中午采买员花了8元钱（那时的茅台酒才8元一瓶），买了十二个菜的三级套菜，还喝了两瓶啤酒，说实话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的好菜，真可谓是饱餐一顿啊。同时，也觉得采买员有钱并且实在。
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人民群众生活都过得很艰苦，没有几家有钱的，一般家庭的孩子，只有冬天一套衣服，夏天一套衣服，有时还得反过来从新做再穿，那时几乎每个人身上都有虱子，它们藏在衣服和裤缝里，到了晚上脱衣服睡觉，母亲我会给我们拿虱子和蠡子，但他们生命力和繁殖能力很强，不容易拿净。日子过得不好，总是为吃、穿、烧不停地再奔波。那年月一到春节，孩子们聚在一起玩，但他们的衣兜比脸上干净，翻遍衣兜能找到1元钱就算是多的了。
记得小的时候，夏天玩摔泥泡、鳖水鱉坝，用角瓜杆放水，用仲马沁杆玩喷水枪，下大雨时，鱼会从河道向村子的大道上顶水，这时在道上即可抓到鱼。天气实在热，就组织一群小伙伴到河里洗澡。一群小姑娘则是躲在一个角落里设专人监护洗澡（算是洗浴了）。到了秋季就玩抓小偷，用葵花杆当马车，赶马车玩，用高粱杆编枪，用柳树毛子编帽子，捉特务玩或双方对面打仗战斗，还有串缰杆等。到了冬季吃完晚饭小伙伴则三五成群一伙儿，踢毽子遛猫玩。种类繁多，有踢、打、盘、压、跪、奔、剬、哄、睬等。或者聚集四个人玩扑克，主要有打红十、鳖七、三打一、打对住、对胡等。打袷气，更多的是在一起打袷气，有用纸壳剪的，有用纸叠的，到后来也有制式的，上面印着图案，煽起袷气来，有时大人不去找，甚至都不知道回家吃饭。到了正月有的玩嘎拉哈，有的拿着灯笼四处转。小孩最爱放鞭炮了，那时基本见不到烟花，就是二踢脚和小鞭。有的向人家借两本小人书或少有的大书故事书，就如同如获至宝，生怕别人抢去似的，还有就是到了晚上，组织一伙人都拿着冰车、冰锥，还有的带脚滑子，冒着刺冷的寒风，滑起来就是二三个小时，直到尽兴才能回家。到了春天玩打口袋，跳梯子，跳绳，弹溜溜，溜钢圈等等，虽然能玩的东西很少，但大家也都没感到枯燥乏味，玩的也很开心。那时，最感兴趣的莫过于看一场电影了，无论是京剧还是故事片，甚至纪录片也爱看，男孩则最喜欢看战斗片。在地里劳动时，最爱听到有人说哪里今天晚上演电影了，一些年轻人则商量队长或打头的，下午的二气儿就不休息，早点收工看电影。有时也有传递假消息的，说有电影，问上映什么电影，说上演“站地看蓝天”，于是乎大家都感到很失望。那时演电影是县城里电影院演完后，才组织放映队到各公社、各大队给老百姓放映，相邻大队不远，但远处的大队和外公社距离较远。但只要是喜欢的电影距离十几二十里路都会去看，每部影片都要看上几遍，主要是文化落后，娱乐活动少的原因。
距离我们村子北400米是一条小河，它与著名的二龙湖水库鱼总场仅一坝之隔，这条河每年夏季下大雨就会涨水，村民们利用涨水机会能在河内捕捞到一些鱼改善生活，平时水库不让到湖里打鱼，因非法打鱼有两个村民被抓判刑，日后谁也不敢到湖里打鱼了。其实有句老话说的明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不过这里水库管理严格，基本吃不成水了，反倒是一发水低洼地总会被淹。
我在一九七七年国家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也报名参加了考试，由于没能学完所有高中课程就毕业了，加之志愿报的学校较高，最后没能够入取，一九七八年二月份征兵工作开始了，我毅然报名参加了体检，经体检、政审全部合格，就这样我走进了解放军这所大学校，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结束了我家族世代没有人当兵的历史。
我从走进部队那一刻起，就暗暗下决心，一定在部队好好干，争取长期留在部队发展，把自己的青春献给军营，为保卫国家和人民安宁无私奉献。当兵第一年我便被连队授予学雷锋积极分子。
第二年二月份刚刚过完春节，我被调到内蒙古守备团的特务连当了一名工兵，刚到连队三天，对越自卫反击战开始了，我们团的任务是防北部边陲的“北极熊”（苏联），每天晚八点准时组织收听广播，了解前方战报和北部边陲动向、敌情，最紧张的时候，我们打好背包，手榴弹，枪支放在铺子下边，炊事班更是炸了两大缸油条，各方面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听到越南战场我军不断取得胜利，向前推进，我们都欢呼跳跃，同时，也为牺牲的指战员感到悲痛和悼念，没有他们的浴血奋战，就不会有人民群众的安宁……
一九七九年七月份，师里抽调工兵专业各分队参加国防施工，打山洞修工事，这一年我们每天都在穿着棉袄棉裤（山洞内气温较低），半年后完成国防施工任务后返回特务连。结束施工时，经连队讨论评选，我获得了一个师级嘉奖，荣幸地参加了师部召开的立功受奖大会，半年努力得到了回报。
后来我调入师工兵科担任保管员一职，一年后又被调入师驻霍林河工程指挥部担任预算员，经过八年不懈努力工作，为部队创收做出了贡献，荣记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二次，获得戍边十五年奖牌。这些荣誉只能说明过去，重要的是步入社会工作热情的延续，继续为社会为企业做出自己应尽的贡献。
一九九二年九月，我转业回到地方工作，安排在霍林河矿务局多种经营总公司建筑工程公司担任副经理，到了二零零零年，多种经营总公司整体解体，我又通过竞聘调入北露天煤矿当了一名安全员，一干就是十八年，把毕生精力投入到了安全监察管理上，获得过矿优秀党员，矿安全生产标兵，霍林河矿务局优秀工作者和蒙东能源集团公司安全生产先进个人等荣誉，到了二零一八年光荣退休。
当下，我虽然已经退休，但我还要发挥余热，被当地一家职业培训学校聘为兼职培训老师，把我自己多年来积攒的安全管理有效方法、经验传授给年轻人，为企业确保生产安全做出应尽的贡献……
本网通讯员：春华秋实
（编辑：东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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