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江电力工业的红色之源

2019-08-23 20:50 [通讯特写] 来源于：国网牡丹江供电公司作者：华锋

导读：1945年8月9日，随着苏联红军进入东北，日伪在东北的统治瞬间土崩瓦解,国共双方也随即开始了抢占东北的斗争。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在11月下旬做出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以图长期发展的方针，并将武装力量及政权机关向东满（今辽东半岛一带）、北满（四

1945年8月9日，随着苏联红军进入东北，日伪在东北的统治瞬间土崩瓦解,国共双方也随即开始了抢占东北的斗争。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在11月下旬做出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以图长期发展的方针，并将武装力量及政权机关向东满（今辽东半岛一带）、北满（四平以北，满洲里至绥芬河一线）和西满（今辽西走廊）等广大农村及中小城市集中。在这一战略方针指导下，牡丹江成为了当时东、北满解放区稳固的大后方和根据地。因牡丹江处于绥满铁路和图佳铁路交汇处，交通便利，便于接收来自各方的各项物资开展生产，1946年3月初东北军区军工部在牡丹江西三条路建立了第三工厂和第四修炮厂（位于搬迁前的北方工具厂院内），其中第三工厂主要负责对回收的日式山和90式野炮炮弹壳进行复装，第四修炮厂则主要是对当时各种来源的损坏火炮（以日式火炮居多）进行修复。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东北及全国的解放战争进入到以夺取各大中城市为主的新阶段，面对国民党踞守的城市的高墙厚垒，我军前线部队急需各类火炮进行城市攻坚作战，因此牡丹江的这两个军工厂也就有了事关东北解放乃至全国解放的战略意义，而如何保证军工生产的用电，也就成了牡丹江第一代红色电力人所面临的第一个艰巨的任务。1946年10月28日，时任东北野战军炮兵司令员的朱瑞同志专程来到刚刚于10月16日成立的牡丹江专署电业总局，对时任局长的何纯渤说：“纯渤同志，有电就有炮，有炮就可以反攻了！，面对朱瑞司令员期盼的目光，何纯渤深深知道，这不仅仅是一个动员令，更是一项不容推脱的战斗命令，除了完成任务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于是何纯渤局长立即动员全局力量，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一场牡丹江红色电力事业史上著名的修、保电运动，牡丹江的红色电力事业也由此开端。

牡丹江地区的现代电力工业是在1903年绥满铁路通车以后出现的，主要是以绥满铁路沿线设立的小型交直流发电机组提供电力来源。1918年初，宁安商人王勋卿于1918年在南江口（今牡丹江互感器厂院内）安装了二台16千瓦锅驼蒸汽发电机组，牡丹江市区内第一次有了电。日伪时期，为了加速对牡丹江资源的掠夺，日伪政府分别建设了掖河发电所（1935年10月25日发电，装机容量200千瓦，送电电压3.3千伏。位于现铁岭河南山老工人疗养院，大河口发电所发电后停止发电，发电设备运往勃利县）、大河口发电所（1935年11月25日发电，装机容量7520千瓦，送电电压3.3千伏。位于现热电厂院内，这也就是后来牡丹人常说的牡丹江老发电厂,镜泊湖水电厂发电后转为备用发电厂）和镜泊湖水力发电厂（1936年9月26日完全建成发电，装机容量36000千瓦）。1945年8月12日和13日，日本侵略者在败退前将大河口发电所（牡丹江发电厂）1、2、3、5号四台发电机组、牡丹江一次变电所主变、镜泊湖1、2号水轮发电机组及附属设施设备和送配电线路都进行了疯狂的破坏，牡丹江电力系统彻底瘫痪，工厂、矿山全部停工，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为尽快恢复牡丹江地区的电力供应，1945年9月15日，牡丹江临时市政府批准成立复兴工程局，并指定由复兴工程局电工科着手进行电力系统的修复。经过牡丹江发电厂工人的不懈努力，10月21日牡丹江发电厂2号和5号发电机组开始时临时简易发电，市区局部恢复供电，但供电能力和供电质量甚至无法满足正常的生活用电需要，就更不要说保证保证军工生产用电了，要想彻底解决牡丹江军工生产用电问题，只有对遭破坏的镜泊湖水电厂进行修复。

当时的镜泊湖水电厂被破坏情况十分严重，据史志资料记载：1945年8月13日本人逃跑前造成的破坏情况如下：进水口被沉船堵住；进水口闸门、蝶阀室闸门及机组闸门被破坏，发电机组失控；配电盘上仪表、继电器、操作控制设备彻底烧毁；发电机线圈部分烧毁；调速机、水轮机牙轮处罩、主阀动作筒炸坏；主变压器被砸；技术档案被烧。8月14日，电厂附近的农民出于对日本人的仇恨，纷纷进入电厂“拣洋落”，厂内剩余生活物资和机器零件被抢。8月25日，苏联红军又对电厂设备进行所谓的“收缴”，在拆卸一号机油泵水轮机时，误将蜗壳检查孔打开，造成厂房、地下室和两台发电机组被淹。发电厂送配电线路亦因日本人破坏和民众哄抢而瘫痪。面对此种情况，电厂里的中国工人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不仅自发的组织起来护厂，还曾在东京城开电料商店的宋鸣岐的带领下尝试对电厂进行修复，但由于缺乏技术、物资和有效的组织而收效甚微。1945年9月，胶东支队（杨子荣所在部队）到达东京城，宁安人民政权开始初步建立，1946年1月宁安县成立镜泊湖水电局，县长王树本兼任局长，工程师姚大本任副局长。初期有工人30余人，年末达到了80余人。由此镜泊湖电厂的修复工程正式进入人民政府领导阶段。

1946年2月4日，镜泊湖电厂修复准备工作开始。为了获得修复电厂的电源，新一代电力线路工人冒着早春的严寒在3月份开始对镜牡22千伏线路进行修复，为解决工程用木料问题，工人们改装了一台汽车发动机带动的火锯。同时人民政府和当地农会也积极开展说服教育工作，当附近农民明白了“电厂已经是咱们中国人的了”这个道理后，纷纷将当初在电厂拣来的“洋落”交了出来。但镜泊厂破坏的程度实在严重，修复电厂所需的技术、资金和器材已经远远超出了宁安当地政府甚至牡丹江政府的能力范围。

1946年4月初，国民党不断违反停战协定，内战的阴影越来越重，牡丹江根据地的军工生产和经济状况也越来越显出其重要性，尽快修复牡丹江工业动力之源---镜泊湖发电厂成了当务之急。4月20日，在当时正在宁安工作的中共中央委员张闻天（洛甫）同志的协调下，镜泊湖发电厂的修复工作得到了东北军区电业特派员何纯渤同志和东北军区的大力支持。4月底，姚大本和宋鸣歧等人来到长春原伪满电业总仓库按照所提取了所需的四个车皮的物资，并在历尽了重重险阻后在国民党占领长春前几个小时内将物资挂上火车头经图们运回东京城。由于连日抢装物质，宋鸣歧累到口吐鲜血，一病不起。此次姚大本和宋鸣歧的长春之行，除了运回所需物质外，最大的收获就是经东北军区同意带回了当初从镜泊湖发电厂逃走的原厂长上田雄光、值长柳赖吉次和曾在丰满电厂工作的锻工技师山本实三个人。在日伪时期的电厂里，日本人对技术是严格保密的，中国工人都是从事电力线路和电话线路维护等简单工种，关键部门都是由日本人和朝鲜人把持。所以在对电厂进行修复时中国工人对复杂的机电设备懂得很少，这三个日本人的到来对镜泊湖电厂的修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姚大本同志在长春还找到了一份镜泊湖发电厂的图纸，这也成了日后修复工作的重要依据。

1946年5月28日，牡丹江发电厂开始向镜泊湖发电厂供电，6月中旬，在姚大本宋鸣岐从长春运回器材后首先从二号发电机组开始展开了全面修复工作。6月29日，土匪马喜山一部抢劫了发电厂，厂内生活物资劫掠一空，甚至连身上的衣服也被抢走，姚大本在遭到一番土匪毒打后绑架到小盘道屯（今湖沿村）做了人质。30日，马喜山土匪又连续在渤海桥（今杏山乡北安村）抢劫了发电厂外出拉豆油的汽车、在阿玛河子屯截击了我军军车一辆（杀害我军战士24人）然后又在渤海桥伏击了前来营救被抢车辆的渤海镇保安队汽车两辆（五名战士牺牲）。此时正值表黄不接的缺粮季节，电厂职工的生存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再加上土匪猖獗的四处劫掠，使得参与电厂修复的职工情绪上产生了巨大的波动，甚至丧失了信心。而当时的宁安正在全力剿匪，也根本没有粮食向外调拨。电厂的修复一时间陷入了难以为继的地步。时任东北军区电业特派员的何纯渤在得知这一情况之后立即向绥宁省政府（1946年4月设，省会牡丹江，1946年10月17日撤销）做了汇报，省政府张静之主席在第一时间批示财政厅拨出五十万元（东北流通券）经费，想方设法筹集了一千斤粮食及油盐等日用品及一个连队的服装、被褥、鞋袜用汽车送到了镜泊湖电厂。而马喜山部土匪在抢劫完电厂后不久就在长春外围被歼灭。电厂职工感受到了绶宁省政府及上级领导，又看到了土匪的下场，纷纷表示共产党确实说话算数，民主政府好，情绪很快稳定了下来，又全身心的投入到了电厂的修复当中。

1946年6月21日，牡丹江电业局成立，由绥宁省政府直接领导，何纯渤任局长。为加强对镜泊湖电厂的领导，1946年7月15日，何纯渤带着刘志、王月轩和孙云璞三名共产党员来到了镜泊电厂，这三名共产党员到厂后不久就同工作打成了一片，他们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脏活累活抢着干，现时还在劳动和休息时通过和工人们聊天向工人们宣传革命道理和共产党的主张，很快就在工人中树立了威信。他们不仅建立了镜泊湖电厂第一个基层党组织，还在7月下旬建立了职工会，使电厂工人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组织。在党小组的领导下，职工会结合电厂工人的特点，运用浅显易懂的的语言对电厂职工进行思想教育，在电厂工人的胸中点燃了革命的火种。电厂的工人都是经过了日伪时期苦难的人，饱受日本人的欺辱和折磨，他们比任何人都渴望解放和自由。当他们明白了曾经的苦难的来源时，当昔日里被人瞧不起的臭苦力翻身成了国家的主人时，工人阶级觉悟瞬间焕发了出来。原来很多人想着修好电厂目地只是为了自己将来能有饭吃，现在他们想着的是要尽快修好电厂为解放全中国尽一份力，让更多的中国人有饭吃。1946年9月，国民党在东北战场向东北各个解放区步步紧逼，电厂党小组和工会提出了“加紧生产，打败国民党反动的进攻”的口号，号召职工回忆修复进度，用早日发电的实际行动支援前线。觉悟了的电厂工人群起响应，他们为了加快恢复进度都放弃了休息，甚至把铺盖卷都搬到了车间和机组。一时间电厂修复工作现场干劲冲天。作家草明在其以修复镜泊湖发电厂事迹为原型创作的小说《原动力》中收录的一首制材工人的顺口溜就是对那个时期电厂工人精神面貌人真实写照：

我叫李占春，
制材一工人。
火锯嘎嘎响，
锯沫弄一身。
鬼子不是人，
谁肯好好干。
民主政府好，
王八才偷懒。

在克服了种种困难、解决了无数的技术难题后，二号机组在9月下旬基本修复，9月28日和29日二号机组并进行了两次短时间成功的试运行。但在9月30日晚8点进行的正式运行时却因发电机线圈击穿、转子制动不当引燃静子线圈导致发生了严重的火灾。在日伪统治时期，镜泊湖发电厂分别在1938年7月、1940年1月18日、1941年12月23日和1941年1月7日发生四次火灾，但厂内的中国工人没有人去救火，而是远远地看着日本人被烧的狼狈不堪。但这一次火灾中，不但觉悟了的电厂工人拚了命的往前冲，就连家属都拿着家里所有能装水的东西冲进了火场，摔伤的不喊痛、烧伤烫伤的不退却，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扑救，终于将大火扑灭。经检查，二号机组暂时无法修复了。事后，刘志等人带着三个日本人到绥宁省电业局“请罪”，但何纯渤局长没有怪罪他们，而是同他们一同对这次失败进行了仔细的分析，认为主要原因还是设备达不到技术要求，人为破坏的可能性很小，并劝他们放下包袱、吸取经验继续进行修复工作，同时也单独对三个日本人进行了谈话，一方面给了些警告，另一方面也是鼓励他们好好干。这三个日本人长期受日本军国主义教育，同时很多电厂工人也认为这次失败是他们有意破坏，所以原以为这次是必死无疑的，但没想到眼前的这个共产党人却是如此的实事求是，不但没有追究他们的责任，而且还是继续相信他们，这使他们深受感动。他们回到发电厂后逢人便说“牡丹江的去，死啦死啦的有。”然后又竖起大拇指说：“共产党大大的好。

1946年10月上旬，一号机组修复工作正式开始，由于有了二号机组的失败教训和总结出来的经验，工人们制定了更加科学合理的方案，对一时修不好的部件，就用两台并一台的方法进行解决，同时东北军分区和绥宁省政府也从丰满电厂、佳木斯和牡丹江发电厂调派火焊专家和火焊工具，硬是用土办法将冻裂了的水轮机闸门动作筒修好了。姚大本同志本来因为遭受了土匪的毒打在家休养，但当听说了第一次发电失败的消息后，马上就返回了厂里投入到了一号机组的修复当中，不久，他的孩子在牡丹江因病死去，因为正是修复工作最关键的时刻，不胜悲伤的姚大本甚至没有回去料理一下后事，安慰一下悲痛欲绝的妻子。这个从旧社会过来、在日本东京工学院留过学的知识分子，在经过了土匪绑架毒打后早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没日没夜的和工人们一起摸爬滚打，并创造性的提出了主变压器无绝缘油降压运行的送电方法，大大降低了修复难度，提高了修复进程。

经过32个昼夜苦干，11月中旬一号机组终于修复完毕。1946年11月26日，变压器加压成功，牡丹江变电所及镜牡线也做好了受电准备。1946年11月27日6时零分，随着刘志合上镜牡线开关，强大的电流源源不断地输往了牡丹江。在1946年11月30日召开的电厂送电祝捷大会上，牡丹江行政公署专员代表绥宁省党、政、军在奖给镜泊湖发电厂的两面锦旗上写着：“镜泊湖发电厂全体职工：你们是建设东北根据地的突击队”别一面上写着：“你们的血汗换来今日的发电。”

随着镜泊湖发电厂的发电，牡丹江市的军工及民用工厂纷纷开工。牡丹江商会相继开办了利民火柴厂、新民橡胶厂、裕民陶瓷厂及建民麻袋厂，同时还开办了血料、染料等化学工业。1947年7月1日牡丹江机车厂开工，到1948年共修复机车头206台，这批车头为东北野战军的战略转进提供了充足的运力和战役后勤保障。牡丹江纺织厂48年一年就织布664匹，有了这些布，东北野战军在全国各个野战军中首先统一了服装。1947年5月，我军在完成了一系列的准备之后展开了夏季攻势，揭开了由战略防御转入全面反攻的序幕。在部队出发前，炮兵司令员朱瑞请何纯渤局长到牡丹江车站参观了即将投入战斗的部队，在牡丹江机车厂修整一新的火车上，战士们穿着用牡丹江纺织厂织出的布做成的崭新的军装、脚上穿着牡丹江新民橡胶厂生产的军用胶鞋一个个英姿发。陪伴他们出征的还有1200多门牡丹江第三修炮厂电整修一新各式火炮。在这支部队和大炮面前，国民党一个个号称固若金汤的大城市再也不能阻碍人民解放军前进的步伐了。有了源源不断的电力供应的牡丹江人民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随着时代的进步，牡丹江市内电力工业系统的管理结构、电网构架等几经变迁，很多人和事已经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了，但第一代电力人深植在后来者血液中的红色基因永远是所有牡丹江电业人不变的本色。红旗永远不倒，人民电业永远为人民！
值此建国七十周年之际，笔者谨以此文向老一辈红色电力的奠基人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编辑：东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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