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哥
|
两个腿像灌了铅,沉甸甸的,从井口走到小区的那段路,仿佛耗尽了最后一丝气力。草草扒拉了几口早饭,人已经栽倒在床上,像一袋卸下的煤,瞬间便沉入了无边的黑甜乡里。什么梦也没有,只有一片厚重的、补偿性的寂静。 这寂静是被一阵固执的电话铃声撕破的。眼睛艰难地撬开一条缝,世界是模糊的白光。手机屏幕上,“表哥”字在那儿跳着。喉咙里滚出几声沙哑的应答。表哥说他到新集了,来送模壳板。我的脑子还糊着一半的睡意,像一团浆糊,只捕捉到“老板去了寿县”、“下午回来”几个零星的词。约了下午四点再见,电话一撂,人又像断了线的木偶,瘫回床上。定闹钟的那一下,仿佛用尽了全部的清醒。 睡梦中的时间是没有刻度的,它是一片流沙,悄无声息地陷落。闹钟的嘶鸣,像一根针,刺破了这安眠的泡沫。醒来,身体里的酸痛仿佛经过了一夜的发酵,更加浓烈了。每一处关节都像生了锈,动一下,便发出无声的呻吟。去卫生间的几步路,走得蹒跚。冷水泼在脸上,激灵了一下,镜子里是一张浮肿的、带着井下湿气的脸。 忽然想起,上次通电话,表哥在那边吞吐着问,矿上的工作服,厚实、耐磨,有没有多出来的,匀他一套,平时干活穿。我当时应下了。于是,从柜底翻出一套工装,还有一双胶靴,一并塞进编织袋里。 表哥干活的地方偏,按着他说的方向,我骑上电动车寻去。午后的太阳明晃晃的,照着尘土飞扬的路。拐了几个弯,在一片空旷的场地边上,看到了那扇紧闭的、挂着大锁的铁门。然后,我看见了表哥。 他就在门里边站着,隔着冰冷的铁栏杆。一见我,那张被日头晒得黝黑的脸上,立刻绽开一个笑容,眼睛眯成了两条缝。“老表!”他唤着,听着就暖和。我把编织袋从铁门的缝隙里递进去,他伸手接住,那双粗糙的手,指甲缝里还嵌着洗不净的灰泥。 “大门让老板锁上了,我也出不去。”他笑着说,语气里没有抱怨,倒像在说一件寻常趣事。我们就隔着那扇铁门,叙了几句话。问老家的收成,问姨去的身体……话头碎碎的,像田埂上的土坷垃,却沉甸甸地压着生活本身的重量。我不敢多留,怕耽误他干活。他说,等老板一会儿回来,结了账,他们就得连夜赶回老家去,这一车模壳板,另一个工地还急等着用。 我想留他吃顿晚饭的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他的时间,是被车轮和工期丈量着的,由不得自己。 “那……路上慢点。”我最后只说得出这句。 “唉,好好!”他依旧笑着,朝我挥了挥手。 我调转车头,驶离了那扇铁门。后视镜里,表哥的身影越来越小,依旧立在门内,像一棵长在那里的、沉默的植物。风迎面吹来,带着矿区特有的、混合着煤尘与干燥泥土的气息。来时心里那份因疲惫而生的烦闷,此刻竟奇异地平复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庞大、更无声的滞重。 我的疲惫,是深埋在地底下的,是潮湿的、阴冷的,带着煤层被撕裂的气味。它凝结在灌了铅的双腿里,消散在一场昏天暗地的沉睡中。而表哥的疲惫,是暴露在日光下的,是滚烫的、飞扬的,粘附着模板与水泥的灰尘。它刻在他眼角的皱纹里,藏在他那双永远洗不净的手上,奔波在永无尽头的公路途中。 我们一个在井下,一个在地上,仿佛活在两个世界。可那沉重的、驱赶着我们的东西,又何其相似。我的夜班有升井的时刻,他的奔波却似乎没有真正的尽头。那扇锁住他的铁门,何尝不也锁着我?只是形态不同罢了。我带回的是一身煤尘与酸痛,他带走的,是一身风尘与明天的盘算。 电动车在颠簸的路上发出嗡嗡的声响。西边的天空,太阳正缓缓西沉,给这片灰蒙蒙的矿区涂上了一层黯淡的金色。我知道,再过几个时辰,夜色降临,表哥会和他的工友们,驾着那辆满载模壳板的货车,消失在通往老家的公路上。而地底的深处,机器的轰鸣将再次响起,那黑暗的掌子面上,又将沾上新的汗渍。 我回来了,回到了生活小区。身体的酸困还在,心里却空落落的。那个编织袋,如今已不在我手上,但它似乎又从未真正被递出去。它装着一套工装,一双胶靴,也装着我们兄弟二人,各自沉甸甸的、无法真正交付给对方的人生。 本网通讯员:张安坤 (编辑:东北亚) |

逐绿向新 “十四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