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垃圾源头分类问题国内研究述评

作者：未知

　　[摘 要]城市生活垃圾问题已日益严峻，垃圾源头分类是关键一环。文章以城市垃圾源头分类管理为主题词，对国内30年来的主要文献的研究情况总结述评，并从影响因素，行为意向及分类行为控制角度展开文献综述，基于TPB理论模型对上海垃圾源头分类管理问题，提出顶层设计与思考。最后，进行总结与展望。 

　　[关键词]城市垃圾;源头分类管理;TPB理论 

　　[中图分类号]X79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20）05-0079-06 

　　一、引 言 

　　随着我国各地不断城市化，城市生活垃圾日益增多。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李漱玉和北京建筑大学杨璐明两位相关学者的最新研究，城市生活垃圾的产量和多个因素都有紧密关系。从全国范围来看，GDP、城市建成区、城镇化率每增加1%，生活垃圾产量平均增加0.11%、0.68%、2.15%;居民消费性支出每增加1%，生活垃圾产量平均降低0.51%。近18年中国多了8 051万吨的各种各样的城市生活垃圾，其中北京和上海占据榜首。生活垃圾产生者和垃圾分类的主要操作者即居民，其垃圾分类行为决定着垃圾分类收集政策的效果。当前中国垃圾减量化的政策目标日益受到重视，而垃圾分类是实现减量化的必要途径 [1] 。生活垃圾分类，源头是重中之重。多年来，垃圾源头分类已经被认为是垃圾管理的其中一部分，但是实际操作艰难且效果不佳。而只有社会各个群体意识到环境与人类之间的互依互存的关系，深刻认识到自身作为对环境的影响，才可能自觉实施保护环境行为 [2] 。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对破解“垃圾围城”困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延缓全球气候变暖的进程趋势、应对国家能源短缺、改善城市恶劣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 。 城市居民垃圾源头分类行为已经在学术界有不同角度和层次的相关研究，但是跟国外相比较，总体来说缺乏系统的理论体系与经验。 

　　国内学术界大致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开始对垃圾管理主题进行研究，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1年以后，则对垃圾源头管理问题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主要从城市垃圾源头分类的视角，对国内学界30多年来 （ 1989—2018年 ） 关于中国城市生活垃圾源头分类管理问题的理论研究进行一次阶段性总结和评析，以便深刻认识当前这项研究的状况，以及目前存在的不足与未来研究方向。 

　　二、研究概况 

　　（一）研究现状 

　　针对中国30年垃圾源头分类问题的研究，发现国内文献研究是主要依托。笔者为了更全面深刻地把握此問题，本文通过大致梳理西方50年来的发展历程以及研究主题，具有一定的比较与思考。概括来说，西方学界关于生活垃圾管理大致分为3个主要阶段 [4] ，如表1所示。 

　　城市生活垃圾问题日益严峻，解决源头分类的痛点已迫在眉睫。我国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高，现代消费方式显著变化，垃圾监控措施已经不再发挥作用，多数城市开始面临垃圾包围。除此之外，垃圾选址位置困难、“垃圾转移和扩散困难”“垃圾焚烧项目邻避运动”等状况开始凸显 [8] 。近年来，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取得一定进展，但是效果欠佳。我国在2000年确定了北上广深等几个主要代表型城市，首次开展城市垃圾分类试点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不尽人意，大部分城市效果与预想的目标相差甚远。并且，从2001年开始，武汉取消城市垃圾分类收集，2007年和2008年广州深圳陆续取消垃圾分类收集工作。试点的范围以及效果均是欠佳，需要考量与检验 [9] 。上海在垃圾源头分类方面的态度与行动上卓有成效，是走在前列的国内“排头兵”。从2011年上海开始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到2019年上海垃圾分类攻坚战，经过多年努力。上海垃圾分类试点的迅速推进，“十二五”期间垃圾分类减量的阶段性目标得以实现 [10] 。但是，垃圾源头分类依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些城市的垃圾分类收集形同虚设，这也说明我国的垃圾源头分类收集存在很多问题，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难题。 

　　（二）研究阶段 

　　研究阶段代表学术界对某一现实问题或科学研究问题的关注度，以及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代表着该研究问题的热度。本文以城市垃圾源头分类管理为主题，选取1989—2018年，30年间论文研究成果数量为评价依据，划分我国垃圾源头分类管理的重要研究阶段，如图1所示。再划分3个10年为时间轴，分析不同阶段研究成果数量及关注热度，如表2所示。 

　　根据30年来的知网数据，可以大致将我国针对城市生活垃圾源头分类这一主题的研究，分为3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研究空白期。1989—1998年10年间，文献、期刊均无任何发表，代表研究处于空白阶段。第二阶段，初步研究期。1999—2008年，文献总量有19篇，硕博论文有11篇，并且从柱形图可以看出，数量稳步增长，对于这一问题研究的关注度在提升。第三阶段，持续上升期。从2009—2018年10年数据看，文献总量已经达到125篇，是上一个10年的6倍以上，从图1中也可以明显看出10年的文献数量持续高涨，关注度及热度达到了高潮。 

　　（三）成果质量 

　　科学问题研究成果的质量指的是研究成果的优劣程度，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一项研究的发展水平。在学术界，一般以研究成果的出处、社会认可程度、研究热度等来代表研究成果的质量。本文以城市垃圾源头分类管理为检索主题，以 SCI来源期刊 CSSCI论文、硕博学位论文、专利三项指标来具体量化评估这项研究成果的质量，整理如图2所示。 

　　从图2中可以看到，30年来高水平论文发表有99篇。其中，来自SCI、CSSCI期刊有11篇，专利文章有1篇，其中硕博论文87篇，也代表了一定的论文成果研究质量。 

　　（四）研究主题 

　　从图3中可以看出，30年来高水平论文发表有99篇，研究主题一共分为6大类别。其中，文献综述研究占比2.02%，占比最多的是垃圾分类处理与利用这一研究主题，达到了57.58%。还需要关注的是案例研究有19篇，也是未来研究主题的发展趋势。 　　三、研究理论回顾 

　　（一）经典理论阐述 

　　针对垃圾源头分类这一研究主题，国内外研究具有较大差异，在理论建树方面国外走在前列，我国这一方面研究处于初始阶段，理论还不够完善，目前还缺少相对比较成熟的研究成果与理论体系 [11] 。计划行为理论 （TPB）是多数学者用来研究生活垃圾分类的一种理论。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可以追溯到 Fishbein [12] 阐述的多属性态度理论（Theory of Multi-attribute Attitude），指出行为是基于某动机，个体行为意识对于结果影响的判断。Fishbein 和 Ajzen [13] 提出理性行为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文章指出态度与主观意识影响行为，而意识单方面决定行为，计划行为理论认为，行为意向决定现实行为。行为的态度、主观规范以及感觉到的行为控制会通过行为意向从而影响现实行为。 

　　在借鉴已有的理论基础上，构建行为意向对垃圾源头分类行为的框架，并引入情境因素，本文以此为线索，进行文献述评。如图4所示，在生活垃圾管理行为方面，情境因素即外部客观因素。 

　　（二）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制约和驱动因素会不同程度交叉影响垃圾源头分类的意向与行为。田凤权（2014）关于生活垃圾源头分类的行为意向这一主题进行因子分析，得出5个主因子构成影响垃圾源头分类的主要制约和驱动因素。其中，最主要的两个制约因子是行为控制和法规与道德约束 [14] ，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占据驱动因子榜首; 政策法规、行为和宣传导向方面需要继续加强。曲英（2011）基于层次分析法，针对垃圾源头分类行为影响因素这一研究主题划分7个维度，建设性地提出利他的环境价值越高，感知到的行为动力就会越强，居民的主观规范和环境态度也就会越强，居民就越有可能在行为上实施垃圾源头分类行为 [15] 。垃圾源头分类问题的管理指标体系也会影响垃圾处理的能力和效果水平。宋国君（2018）指出，当下现有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指标体系偏重末端治理问题，主要考虑物质流，未反映生活垃圾管理全过程，需要构建基于源头分类与资源回收的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指标体系，覆盖生活垃圾生命周期全部环节的关键流程、区分具体统计指标与绩效指标、区分物质流指标与资金流指标、明确指标的一致界定。政府应按设计的指标体系实施，国家及各 

　　级地方政府根据绩效指标进行考核，统计部门建立具体统计体系及信息平台、建立污染者付费的责任机制等有效建议 [16] 。社会人口统计变量也是必须纳入影响因素的考虑范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王晓丹（2018）针对北京市高校大学生垃圾源头分类的影响因素进行了问卷调查和系统分析，结果表明，女生垃圾分类的表现高于男生，知识程度与生活垃圾源头分类行为也呈正相关 [17] 。不仅仅是性别变量，城市人口不同学历層次、收入水平，也是对垃圾源头分类行为意向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三）行为意向对垃圾源头分类行为及对策的相关研究 

　　行为意向倾向受内部外部诸多因素导致与驱使，需要不同角度构建协同治理与监督管理体系。曲英、朱庆华（2010）文章指出，居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行为受到内外部条件的双重影响。社会是否提供好的外部条件，以及这些外部条件的好坏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垃圾源头分类行为产生影响。毋庸置疑的是，良好的外部条件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良好行为的发生，即外部条件对于行为意向起到了催化作用。许多学者在环境行为研究中探讨了情境变量的效果，研究不同情况下非个体特征（即外界客观条件）对个体环境行为实施的影响 [18] 。杜春林（2019）基于政府-市场-社会关系的这一理论基础，对全国46个垃圾分类代表性城市相关数据资料进行整理，目前他们主要采取的是政府主导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模式，即引导型模式、强制型模式、自发型模式和混合型模式四类模式。研究表明只有将政府、市场和社会纳入垃圾分类工作的宏观体系中才能实现垃圾分类工作有序推进 [19] 。垃圾源头分类问题对策依然面临诸多困境，需要因时因地，决策出最佳解决路径与方案。张莉萍（2016）认为，当前我国垃圾分类工作需要解决“集体行动困境”，大多数居民觉得垃圾源头分类浪费时间、太麻烦、不值得等原因，不按规定进行投放，所以只有针对行动困难户给予一定激励、组织、自主治理与社会资本且有机结合，才有解决难题的机会。同时，政府应切实担负起顶层设计和率先垂范的责任，推动垃圾分类中建立社会信任，培育和有效利用社会资本 [20] 。而高青松（2015）指出，各级政府在处理垃圾源头分类时出现轻重不分，资源配置没有分配在垃圾分类源头处，然而在垃圾分类的其他处投放大量资源。当下，末端处理1吨生活垃圾，焚烧的直接运行成本在150元—300元/吨，卫生填埋的直接运行成本在50元—100元/吨。资源配置的不合理，直接导致的社会后果就是垃圾产量日益增加，不可承载，“减量化”没有效果;相反，为了“无害化”，末端资源配置的增加，并没有减少矛盾与环境问题的困扰。国家计划制定严格立法并推行实施组合政策，彻底改革垃圾处理处置的产业链运行模式，打破现行利益格局，将资源配置从末端向源头倾斜，依法强制实施城市垃圾源头清洁分类管理，以此减轻垃圾对生态环境带来的紧迫压力 [21] 。强制实施垃圾源头分类迫在眉睫，也是时代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四、基于TPB理论模型对上海垃圾源头分类问题的设计与思考 

　　Stern和Oskamp的复杂环境行为模型提出，复杂因果相关的内外部因素一起作用，产生环境行为的结果 [22] 。在此环境行为模型的基础上， Guagnano建设性提出A-B-C理论，在个体对循环利用所持有的态度变量 （attitude， A） 和外部条件 （condition， C） 共同作用下，产生生活垃圾循环利用行为（behavior， B）的结果 [23] 。曲英（2009）以TPB理论模型为基础，研究社会人口统计变量的差异，对生活垃圾源头分类行为的意向和行为也会产生较大不同 [18] 。以上海为例，当前四分标准，提出源头垃圾分类“2+N模式”  [24] 。第一层含义是二级标准，四类划分。“干”和“湿”是对垃圾的一级分类标准， 而“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则是根据“是否可回收”和“是否有害”的标准对“干垃圾”进行二级分类，一级和二级分类标准被统一称为“四分法”;第二层含义是“源头粗分，节点细分”，“2+N”中的2指的是，在城市生活垃圾源头进行粗分，而“N”指的是在垃圾分类的后续处理环节由专业人员进行一步步的细分处理，社会化分类与专业化分工相结合。通过内外部影响因素和客观情境分析，源头分类行为意向对分类行为具有直接有效的影响，并引入社会人口统计变量作为调节因素，以期望从政府宏观政策、市场、社会三个角度进行行为控制并加强引导。因此，本文研究的顶层设计的思考如图5所示 [25] 。 　　上海垃圾源头分类攻坚战中，将垃圾分类划分四类标准，有利于设置清晰可行的垃圾处理路径，但是也存在明显的弊病。因为上海的垃圾源头分类四分法存在重叠概念，初次接触与分类，一下子难以把握清楚，实施起来有一定的难度，这并不利于大范围宣传推广。其中， “干”和“湿”是对垃圾的一级分类标准，而“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则是根据“是否可回收”和“是否有害”的标准对“干垃圾”进行二级分类，所以，一级和二级分类标准被统一称为“四分法”，势必造成居民概念混淆、难以理解。在对垃圾分类新覆盖区域的实地调研中， 绝大部分居民表示难以理解“四分法”，往往需要精通垃圾分类的专业人士直接指导一段时间后才能逐渐理清 [26] 。 

　　上海目前还处在基础设施建设向源头分类全覆盖的过渡阶段，在垃圾分类投放、运输、处理的设施建设上依然有很多薄弱环节，相应的组织、协调、监督制度仍未完善，整个分类体系尚未建成。在源头分类方面也缺乏强制手段，更多的是依靠基层的动员能力。如果没有强制性措施与手段，不会有人有主动意愿在源头分类上面多花时间与精力。上海在初步建立垃圾分类处置体系方面颇有成效，想要逐步推广垃圾分类全覆盖有很大难度，在分类标准细化及配套制度建立等方面也不够健全与完善，更谈不上全国试点推广。垃圾源头分类这条路，上海依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五、总结与展望 

　　（一）城市垃圾分类的关注度在提升，但源头分类研究不够深入 

　　现有的文献显示，学者们对城市垃圾管理问题的关注度与热度在提升，并将保持一定的阶段。陈飞宇（2018）指出，垃圾的源头分类活动是确保其有效回收、循环利用的根本前提，决定了整个垃圾资源化和减量化处理过程是否能够有效地进行。厘清垃圾分类行为驱动机理，并据此设计、实施有效的干预政策，对居民垃圾分类行为的正确引导，实现垃圾的循环利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7] 。垃圾源头分类的深度与广度研究相对较少，以及如何更好地标准分类与顶层设计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二）加强垃圾源头分类监督机制研究，重视环境政策工具 

　　垃圾源头处理面临缺乏监督、相关企业运营陷入困境、惩罚机制形同虚设等问题，应该合理制定政策及完善相关立法、改革垃圾处理收费制度、促进各执行主体之间责任明晰及相互沟通。张中华（2017）表示，我国相关政府部门逐渐认识到垃圾分类的管理有利于城市治理，随之有了后来的城市垃圾分类试点工作，采取了命令控制型、经济激励型和社会参与型等垃圾分类政策工具来达成分类目标。选择最恰当的政策工具，有利于政策落实与垃圾源头分类的目标实现 [28] 。 

　　（三）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尚显单一，需要更多的实践与案例研究 

　　我国对城市垃圾源头分类这一问题的理论研究以及模型缺乏，主要借鉴国外的计划行为理论研究，缺乏自身结合中国国情和中国城市特点的理论研究方法。罗艺（2018）指出，实施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可以促进城市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政策经过20多年的推行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整体来看仍然进展缓慢，面临许多问题和挑战 [29] 。上海在2019年打出“垃圾分类新时尚”的宣传口号，坚决打赢垃圾分类攻坚战，这是走在全国城市最前列的实践，但是如何在实践中达到最好的效果，以及如何更好地贯彻政策与执行等问题，都是值得在实践中检验，也是值得更多的学者去思考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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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Review of Domestic Research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Urban Waste at Source 

　　Xie Kun，Fan Yunlu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hangha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hanghai 201418，China） 

　　Abstract： 

　　The problem of municipal solid waste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Classification of municipal solid waste at source is a key link.Based on the topic of classification management of municipal solid waste sources，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reviews the main domestic literature in the past 30 years，and reviews the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fluencing factors，behavior intention and classification behavior control.Based on TPB theory model，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op-level design and exploration for classification management of municipal solid waste sources in Shanghai.Finally，it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and looks into the future of waste classification. 

　　Key words： municipal waste; classification management at source; TPB the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