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历史客观性、突出特点及制度创新要求

　　摘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为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克服新失衡，穿越中等收入陷阱提出的历史性命题，有其历史客观必然性，有其紧迫性，有其针对性。进而，也要求一系列的制度创新，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法治制度的改革深化。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失衡；市场化；法治化；制度创新；人力资本；资源配置；技术创新；产业结构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7）01-0001-04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的历史客观性 

　　中国经济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增长，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和新的起点，也面临新的机会和新的挑战。统计数据说明，到目前为止，我国GDP总量已达到67.7万亿元人民币，从2010年开始我国就超过了日本排在世界第二位。那么人均GDP现在是49 000多元人民币，大概折合成7 800美元。我国从改革开放初期的贫困国家到1998年基本解决了温饱，世界银行划分的下中等收入阶段，到2010年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我国进入了上中等收入阶段。所以从现在的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来讲，总量我们从占全球1.8%，从10名开外上升到现在的第二名，占全球的13%。人均从贫困温饱没有解决，我们实现了温饱并达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我们知道世界70多个高收入国家他们跨越从上中等收入阶段到高收入阶段平均用了12年零四个月，这其中有20个人口大国在这个阶段用了11年零九个月。中国从2010年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给中国十年时间能不能实现这个跨越。我们如果实现了第一个百年目标，2020年，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前后，我国实现了经济倍增计划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话，折算下来恰好就是用10年时间实现从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的穿越。那么我们说这个机会是既现实又很令人鼓舞，但挑战同样是非常严峻的。也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上大概110多个发展中国家中真正实现了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穿越的国家不过十几个，剩下的100多个发展中国家长期穿越不了，不仅穿越不了，像20世纪70年代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达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但到现在40多年了穿越不过去，人们称其为“拉美漩涡”，著名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华盛顿共识”实际上就是针对“拉美漩涡”开出的所谓药方。20世纪80年代东亚的像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达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但是，现在30多年了跨越不过去，不仅跨越不过去，20世纪90年代末期发生的经济危机使他们的经济大规模倒退，因此，人们称其为“东亚泡沫”。20世纪90年代西亚、北非，像也门、叙利亚、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家达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到现在20多年了不仅跨越不了，西亚、北非的动荡在2008年的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形成了综合危机，什么时候能度过危机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人们称其为“西亚北非危机”。所以，“拉美漩涡”“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危机”都是中等收入陷阱在当代发展上的活生生的体现。面对机遇和挑战我们简单地分析一下它的原因。就经济来说，这个阶段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危机？这种挑战最根本最系统的原因就是从供给侧需求侧这两端约束经济发展的条件发生了系统性的变化。从需求侧来说，从过去的需求强劲转化为现在的需求疲软，尤其像中国发展的生产水平落后，导致难以满足的需求。我们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短缺，计划经济体制给改革留下的“财富”就是短缺，短缺下的企业家具有很大的“幸福感”。西方企业家很羡慕他们，为什么？不愁销路，只要生产出来就可以销售掉。这个是我们改革开放以后乡镇企业崛起，经济迅速扩张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条件。那么经过一段发展，体制变化、生产力变化、短缺的需求饱和了，所以需求开始出现了系统性的疲软问题。包括投资、包括消费，这是需求侧。供给侧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我们的优势是成本低，劳动力便宜，环境污染没有人管，土地自然资源便宜，技术进步费用低，因为主要靠模仿，现在这一系列成本都在大幅度上升，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红利窗口关闭。尤其是中国未富先老，土地自然资源本来就稀缺，过度使用和破坏性使用难以持续，环境和生态恶化。技术进步现在已经到了核心技术必须自己解决阶段，而自主创新这种技术进步是各种技术进步当中成本最大，投入最高，风险最强的。所以，从供给侧来看，劳动力、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技术进步等方面要素成本大幅度上升。从需求侧来看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需求疲软都将成为长期态势，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根本改变发展方式，要树立新的发展理念，贯彻新的发展的指导思想。所以在这种条件下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因为在我国经济发展中，需求和供给两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但总的来看，中国现在主要的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在供给侧，表现为消费需求疲软、投资需求疲软。消费需求疲软，投资需求为什么疲软？我国银行储蓄规模很大，直接和间接融资的通道也畅通，为什么疲软，关键是没有有效的投资机会。银行拿着大把的钱在市场上找不到有效的、有利可图的有竞争力的投资项目，如果他盲目投资就是重复建设，重复建设在经济繁荣情况下还有利可图，一旦到了经济衰退的时候就要被淘汰掉。有钱投不出去这就是需求疲软的根本原因，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供给侧，为什么呢？技术创新自主研发能力不够，产业结构动力升级不足，是供给侧原因导致需求疲软。那么消费需求为什么疲软？同样，供给侧是主要的原因。我们知道，经济学上需求等于供给，供给等于劳动者报酬加剩余。为什么说消费需求的问题主要出在供给侧呢？这因为国民收入分配出了问题，国民收入分配无论是劳动者的报酬还是国民收入剩余的分配，无论从宏观上企业、政府、劳动者的分配结构，还是从微观上居民之间收入的差距，一系列的数据表明：供给侧的剩余和劳动者的收入分配最后造成了有效消费需求和国民经济增长之间的远远不相适应。这导致了人们的信心不足，人们的消费偏好持续下降，所以人们的消费需求疲软。因此我们说现在中国的需求侧出现的主要问题是需求疲软，我们再看一下深层次的根源是什么？是来自供给侧，因此我们说在这种条件下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是适应新阶段新条件新挑战的变化，另一方面是克服新常态新阶段新失衡的需要。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举措的突出特点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举措的突出特点就是更能适应克服新失衡新挑战新需要，新失衡的克服需要新的动力新的办法新的发展理念和新的发展方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来能不能解决问题，那就要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作用有哪些？它的突出特点是否适应我们现在克服新失衡的需要。大家知道，从供给侧入手进行调控和从需求侧入手进行调控的最大区别是需求侧的制度变化、政策安排针对的是什么？是消费者和购买者，需求管理针对的是花钱的人。而供给侧一系列举措针对的是企业、劳动者，它针对的是生产者和劳动者。这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带来了什么问题呢？就供给侧从短期来说，要降低生产者的成本提高他的市场竞争力，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刺激劳动者的热情。供给侧从长期来说，要提高生产者的效率和技术进步，提升它的要素和全要素的效率，提升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的积累，改变劳动者的知识结构。所以，他的所有的政策、制度安排一定要坚定地站在生产者和劳动者一方，而不是首先站在消费者和购买者一方。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举措的基点为：微观上，劳动者技能的提高，劳动者积极性的提高，社会人力资本的投入包括教育、健康这一系列问题。为企业服务，社会各个方面要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减少企业的麻烦，提高企业外部规模的经济效率。鼓励企业创新，给企业足够的市场竞争压力和支持。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在这种微观效益提高的基础上通过市场竞争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解决国民经济当中资源配置结构性效率的提升问题，在这种结构性效率提升问题解决的同时，推进宏观经济的均衡。中国现在宏观经济失衡也好，经济运行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也好，重要的根源在于劳动者生产率低，企业效率和竞争力低，企业负担重，创新能力不够等问题，这导致了竞争性市场结构调整没有动力。我们现在突出的特点与过去不同，面临双重风险并存：第一是潜在的通胀压力。第二是经济下行的威胁。经济下行需求疲软，需求疲软的背后是什么？是一系列结构失衡：产业结构升不了级，创新力上不去，投资需求上不去。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消费结构上不去，这是结构问题。那么通货膨胀的压力是什么？要素成本结构改变了，而投入产出结构没有相应改变，所以使中国现在进入了典型的需求拉上和成本推动共同作用的通货膨胀时期，这样的要素成本结构和投入产出结构形成了冲突，为什么冲突？创新力上不去，抑制不了通货膨胀。还有一个潜在的问题是国际收支结构性失衡，外汇占款太大，倒逼基础货币供应量。国际收支失衡的原因是什么？是中国在国际贸易开发大格局的结构调整，所以国际收支失衡的问题长期解决不了，收大于支，因此，倒逼我们基础货币不断加大，这导致了一个潜在的需求拉上的通胀压力。所以中国宏观经济的双重失衡风险无论是现在的经济下行，还是潜在的通胀压力，从深层次看都是结构问题，它出现的根源是企业的效率差，是企业劳动生产率低导致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恰恰是从企业效率和劳动者的生产率上解决结构性失衡的矛盾。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恰逢其时。 

　　三、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的制度创新 

　　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系统的制度创新。首先是经济制度。经济制度创新的核心问题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让政府在宏观和长期社会发展中起主导作用。那么这里的关键是要正确处理国家、市场和企业三者的关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由于政策直接作用于企业，所以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定要高度注意，该市场的、该企业的一定要保证，该政府的一定不能缺位。所以，企业改革问题成为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怎么明确它的主体地位，保证他在市场竞争中的权责利相统一。然后，政府改革成为关键的问题。政府的职能怎么明确，政府的行为方式应该怎样调整？所以这个时候就不仅仅是经济体制问题，包括政治体制问题，因为政治体制要解决的是很重要的民主和法治问题。民主和法治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公平正义，对私权要尊重，市场竞争中主体的权利、企业的权利、劳动者的权利要保护，对公权要规范。否则的话，政府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直接影响微观主体，很难保证寻租不发生，很难保证在结构性改革当中存在差异性的同时保证公平竞争。这都要求有良好的市场秩序和比较完备的法制环境。所以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化改革，社会主义的民主法制建设这两个方面成为我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制度创新的根本，我们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概念有三个含义：从供给侧入手，这是我们矛盾的主要方面和失衡的根本原因，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在效率提高的基础上，克服深层次的结构性失衡。要解决这个结构性失衡，要有一系列性的改革，包括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有很多很丰富的经验，比如：重庆市市长黄奇帆介绍他们是怎么做供给侧改革的。重庆市房地产7千元一平米很合理，他们的措施是：主要不控制需求而是控制供给侧。第一，房地产投资总量不能超过总投资的25%，以保持适当的供给规模。第二，压缩房地产企业。中国13亿人口13万家做房地产企业，太多的房地产企业无法形成规模效益，成本太高。第三，给房地产减税、让利。特别是政府降低了土地出售价格。这一系列供给侧结构的调整使得重庆市房地产的价格相对稳定。他们没有过多地控制需求，而是从供给侧入手的。地方政府有智慧。我们还可以总结很多方面，相信大家统一认识，凝聚力量，转变观念，供给侧结构改革不仅能解决中国的实践问题，而且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乃至宏观经济学树立一个探索的成功榜样。 

　　（注：本文根据刘伟教授在“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第30次年会”上所作的主旨演讲录音整理，并经作者修改。题目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