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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地被通报,这个问题为何成了煤炭行业的“老大难”?

    2022-11-03 10:15 [能源时评]  来源于:中国能源报    作者:中国能源报
    导读:煤基固废位列目前排放量最大的工业固废品种。一些煤矿对煤矸石的持续管理重视程度不够,处置仍以一堆了之等简单粗暴方式为主。 进一步提升煤炭和油气相关资源综合利用标准水平,完善煤矸石、粉煤灰和尾矿综合利用相关技术标准。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的《能源碳
    煤基固废位列目前排放量最大的工业固废品种。一些煤矿对煤矸石的持续管理重视程度不够,处置仍以“一堆了之”等简单粗暴方式为主。
    “进一步提升煤炭和油气相关资源综合利用标准水平,完善煤矸石、粉煤灰和尾矿综合利用相关技术标准。”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的《能源碳达峰碳中和标准化提升行动计划》,针对煤基固废处置提出上述重点任务。
    煤炭开采、洗选过程中伴生煤矸石,煤炭作为燃料燃烧产生粉煤灰,以此为代表的煤基固废量大面广,位列目前排放量最大的工业固废品种。一旦处置不当,极易造成周边水体、土壤及大气等污染,煤矸石常年堆积甚至可能发生自燃,释放有毒气体。据记者了解,这些固废虽然十分常见,业内对其危害也早有认知,但实际处置却长期面临难题。在陕西、山西、贵州等多个煤炭产区,由此引发的污染事件不断,值得反思——煤基固废处置到底难在哪儿?对标文件要求,如何完善综合利用标准?
    无序处置导致环境问题频发
    国家能源局发文专门提及煤矸石、粉煤灰等综合利用及相关标准,这绝非偶然。多位受访者告诉记者,因地制宜推进环保利废工作,对煤炭全产业链的绿色、低碳和循环发展意义重大,标准化则将进一步促进煤基固废的高质量综合利用。
    以煤矸石为例,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介绍,因不少煤矿采取堆存处置,全国规模较大的矸石山现有2600多座,矸石山累计重达60—70亿吨,且数量持续增加。“一些煤炭产地迟迟未针对煤矸石综合利用制定专项规划和长远设计,也未对生态环境隐患给予足够重视。一些煤矿对煤矸石的持续管理重视程度不够,处置仍以‘一堆了之’等简单粗暴方式为主,或是交由不具备处理资质、未配套相应环保设施的第三方企业。”
    事实上,处置不当所引发的问题已不鲜见。在第二轮中央环保督察期间,陕西、山西、黑龙江、贵州、宁夏等地均有污染现象曝光。例如,黑龙江省现存煤矸石山292处,堆存总量约5.76亿吨,涉及哈尔滨、七台河等多个地市,环境污染和隐患问题突出。按照要求,2025年底前须逐步消纳煤矸石。在陕西榆林,神华郭家湾电厂有590多万立方米粉煤灰临时堆放,违规占地660亩;小保当矿业2018年以来倾倒煤矸石59万立方米,违规占地220亩。根据整改方案,已对上述违规占地行为依法立案查处并推进整治。
    “督察提出的违规排放问题具有一定普遍性,特别是在中西部及西南、东北地区。”中国煤炭加工利用协会理事长张绍强向记者证实,随着煤炭产能进一步集中、原煤洗选比例提高,部分主产区每年产生的矸石量会更大,若不妥善处置,问题将更突出。
    综合利用实施效果不容乐观
    处置果真这么难吗?据了解,煤矸石、粉煤灰可用于制砖、水泥、路基及土壤改良剂等,在建筑、基建、农业领域实现再利用,还能用在矿区复垦、井下充填开采等环节,从煤矿来、回煤矿去。可是,综合利用途径有了,实施并不尽如人意。
    “目前,公司在粉煤灰的处理路径上以直接对外销售为主、综合利用为辅。公司也在开展粉煤灰其他利用方式的研究工作,力争资源利用最大化。”中国神华近日在回答投资者提问时表示。
    陕西某大型煤矿相关人士向记者坦言,该矿区一年产生煤矸石超千万吨,综合利用只能解决不到20%的量。“比如,加工制砖,要么用于煤矿井下打防水墙,要么本地销售,再远的市场就覆盖不到了。本身就是微利,加上远距离运输成本,即使卖到外地也没有竞争力。换句话说,不是没有用的方式,而是缺少用的动力。”
    这不是个别企业面临的困境。记者独家获悉一份由榆林市生态环境局于去年10月组织编写的《国内重点区域大宗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产业调研考察报告》(下称《报告》),其中便指出当地固废产量巨大、产出消纳差距大、综合利用水平偏低等问题。“全市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缺口超过4500万吨,亟待围绕大宗消纳和多渠道利用填补缺口。神木、府谷、榆阳的煤矸石和粉煤灰综合治理形势较为严峻,在利废端尚未实现综合利用的占比达到73.5%。”
    同时,该市固废综合利用企业数量相对少,规模小,产业集中度低,大多处于产业链初级低端,缺乏自主的先进核心技术和创新能力。综合利用市场活跃度较低,产品附加值低,盈利空间小。企业源头减量和综合利用压力不够、动力不足,税收优惠和政策鼓励力度也有限,难以调动企业积极性。
    政策法规、标准规范有待健全
    《报告》进一步剖析深层次原因:工业固废处置利用本来是恢复生态、以废治废保护生态、促进碳减排的重要途径,但综合利用推进力度相对不足,缺乏有效机制和杠杆作用,综合利用政策法规、激励机制有待健全。对此,建议分区域分别制定综合利用规划与方案,结合企业实际情况,联合高校与科研院,形成多企业联合、多种固废协同利用和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模式。
    常纪文也关注到顶层设计相关问题。“比如,尽管国家鼓励使用节能环保新型材料,但部分地区对传统资源制备建材的产能腾退力度不足,煤矸石综合利用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低、市场空间小,进而阻碍了产业发展。有些地方虽然出台了政策和实施方案,表示支持煤矸石综合利用,但大多数仍将煤矸石中的热值计入能耗指标,将煤矸石制备建材等项目与传统建材项目同等对待,纳入‘两高’或限制类产业进行管理,综合利用项目落地难。”
    “加强顶层设计,统筹综合利用项目规划,建立产品标准化和绿色采购等制度,解决综合利用产品销售难的问题。”常纪文提出,建立健全综合利用产品标准,强化技术标准引领,从根本上消除消费市场对煤矸石等综合利用产品安全性的疑虑,提高其市场认可度。同时建立绿色采购制度,地方政府在采购中可优先选用符合标准的煤矸石综合利用产品。
    中国煤炭学会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李树志提醒,从趋势来看,煤矸石、粉煤灰排放量在东部逐渐减少、西部明显增加,综合利用率却是长期“东高西低”。“综合利用率总体提高的关键主要靠西部。今后重点方向应是开发推广高附加值的建材产品,以及矿井填充、工程建设、土壤改良等大宗利用途径。”

    (编辑:东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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