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确破解全球新能源贸易壁垒

　　“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创新发展绿色贸易。新能源相关产品、技术和服务作为绿色贸易的关键部分，也是中国绿色贸易机遇与挑战的集中领域。在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各国对新能源产业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新能源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已成为国际贸易的新增长点。

　　然而，伴随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和国际竞争的日益激烈，一些国家为保护本国产业、维护自身利益，开始设置各种形式的贸易壁垒，对全球新能源贸易的健康发展构成了阻碍。这些贸易壁垒不仅增加了新能源产品和服务进入国际市场的难度与成本，也对我国新能源产业“走出去”带来严峻挑战。因此，准确识别、科学区分并有效破解这些形形色色的全球新能源贸易壁垒，对于我国抓住绿色贸易机遇、推动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具有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价值。

　　善于区别不同类型的全球新能源贸易壁垒

　　贸易壁垒是影响当前全球新能源发展与合作的关键因素。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背景下，我国新能源产业面临的国际贸易壁垒更加复杂化、多样化。为有效化解全球新能源贸易壁垒，我国需要立足于全球新能源贸易壁垒存在不同属性和不同诉求这一情况，对不同类型的全球新能源贸易壁垒加以区分。

　　一是价值观型全球新能源贸易壁垒。价值观型全球新能源贸易壁垒主要以“劳工权益”“公平”等价值观为由，将贸易问题价值观化、意识形态化，设置严苛的价值标准。价值观型全球新能源贸易壁垒的核心特征在于，将价值观因素凌驾于贸易规则之上，构建带有明显意识形态偏见的贸易准入门槛。当前美欧国家和地区以价值观为基准构建的全球新能源贸易壁垒，既源于国内民粹主义推动的产业保护主义政策转向，又植根于西方阵营长期积累的价值观叙事能力与话语霸权优势。这种价值观型全球新能源贸易壁垒做法不仅偏离了国际贸易的本质，还将价值观作为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严重扰乱了全球新能源贸易的正常秩序。这种以价值观为依托的全球新能源贸易壁垒，凭借其主观性和隐蔽性，已成为当前全球新能源贸易中常见的非关税壁垒形式之一。《欧盟市场禁止强迫劳动产品条例》要求欧盟不得进口和销售强迫劳动的公司产品，无法排除强迫劳动风险的供应商可能会被排除在欧盟供应链之外。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美国以“公平贸易”为名推进“对等关税”政策。2026年3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依据，对包含中国在内的60个经济体启动301调查。此外，西方国家炒作中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能源产品“产能过剩论”，直接损害了我国新能源国际贸易的全球贡献。

　　二是发展型全球新能源贸易壁垒。发展型全球新能源贸易壁垒以维护自身在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优势和国际竞争优势，通过设置技术标准、知识产权壁垒、市场准入限制等手段，限制其他国家新能源产业的发展空间和国际市场竞争力。从全球贸易的现实来看，随着以新能源为代表的战略性产业竞争的加剧，发展型全球新能源贸易壁垒正成为各国维护产业主导地位、遏制竞争对手发展的重要工具。这种发展型全球新能源贸易壁垒不仅直接影响了新能源产品、技术的国际贸易有序进行，而且加剧了全球新能源发展的不公平竞争。当前，欧盟正在推进《工业加速器法案》，提高关键产品的本地化生产比例，强化欧盟本土产业竞争力。欧盟新修改了2035年燃油新车禁令，放宽对欧盟内部的绿色监管。欧盟的上述举措旨在聚焦自身新产业发展。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已于202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一机制已经超越单纯的环境保护目标，并带有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2025年3月，美国宣布对所有进口汽车征收25%关税，但如果在美国制造汽车，则无需缴纳关税。美国此举的本质在于推动美国汽车产业发展和制造业回流。

　　三是安全型全球新能源贸易壁垒。在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背景下，国家安全与战略性技术、产业及贸易安全的融合趋势更趋深入。随着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深刻调整，国家安全因素在全球新能源贸易中的权重持续上升，安全型全球新能源贸易壁垒加速兴起。安全型全球新能源贸易壁垒往往以维护国家能源安全、数据安全、供应链安全乃至关键基础设施安全等名义，对新能源产品及技术的进出口设置严格限制。安全型全球新能源贸易壁垒的显著特征在于“泛安全化”倾向，常常将正常的全球新能源贸易活动与国家安全问题过度捆绑，对新能源核心技术、关键设备等进出口来源实施严格审查，突出防止技术转移和供应链过度依赖单一国家等安全诉求。随着国家安全概念的泛化，安全型全球新能源贸易壁垒已扩展到数据流动、知识产权、经济韧性等方面。安全型全球新能源贸易壁垒不仅扰乱了全球新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也对全球能源转型的进程构成长期阻碍。美国“大而美”法案进一步扩大“受关注外国实体”范围。美国将“受关注外国实体”包装为“国家安全”叙事，进一步遏制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全球发展。2026年1月，欧盟强制要求成员国在能源、交通等18个关键行业排除所谓“高风险供应商”，将部分中国企业列为高风险供应商。欧美这种将经贸问题泛安全化的做法本质上是借国家安全之名人为割裂全球新能源产业链的有序合作。

　　精确破解不同类型的全球新能源贸易壁垒

　　面对不同类型及其不同矛盾的全球新能源贸易壁垒，我国需要善于区别、精确破解不同类型的全球新能源贸易壁垒。

　　一是着力提升我国绿色话语权，破解价值观型全球新能源贸易壁垒。我国绿色话语权与我国新能源产业强大实力、领跑优势地位并不匹配，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国应对价值观型全球新能源贸易壁垒的能力。打造绿色话语权是加强应对价值观型全球新能源贸易壁垒的基础性工作。建议进一步将新能源领域的绿色话语权建设作为能源治理现代化、国际能源合作和全球能源治理的重点方向。具体而言，我国可以优先打造“新三样”等优势领域绿色话语权，通过构建以“新三样”为代表的新能源领域绿色标准、绿色认证和绿色品牌，积极参与国际绿色标准的制定和修订，提升我国在国际新能源领域的话语权。我国绿色话语权建设可以围绕全球生态文明、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已有的标识性理念展开，进一步加强我国新能源国际贸易的学理化构建，大力推进我国新能源国际贸易自主知识成长和发展，为我国绿色话语权建设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此外，建议加强借鉴其他国家对外叙事的成功经验，不断提升中国新能源国际话语的竞争力。系统性提升我国新能源的绿色话语权，能够助力我国在新能源国际能源贸易和全球能源治理体系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精确破解日益纷繁复杂的价值观型全球新能源贸易壁垒。

　　二是动态优化我国新能源产业链国际合作政策，破解发展型全球新能源贸易壁垒。我国要加大对新能源核心技术的研发投入，鼓励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提升我国新能源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增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根本上破解发展型全球新能源贸易壁垒对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限制。同时，持续跟踪全球新能源产业链的动态变化，深入研究主要贸易伙伴在新能源产业发展方面的政策导向、技术壁垒设置以及市场准入规则，以此为基础灵活调整我国新能源产业链国际合作的重点领域和方式。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高水平推进《国务院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推动我国新能源产业链国际合作政策与国际贸易规则新趋势相衔接，前瞻性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202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贸易政策合规工作的意见》，要求加强与国际规则的对接，加强贸易政策合规工作。2025年9月，我国主动对新能源汽车实施出口许可证管理，推动新能源汽车出海健康、有序发展。整体而言，发展型全球新能源贸易壁垒具有可谈判性，我国应积极加强国际经贸合作谈判和斗争能力，为我国的全球新能源贸易创造良好的条件。2026年1月，中欧就电动汽车贸易争端达成以价格承诺机制替代高额反补贴税的协议，标志着中欧新能源汽车贸易争端出现实质性缓和。2026年1月，比亚迪正式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CIT）提起法律诉讼，对美国联邦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实施的一系列关税行政令提出法律挑战。建议通过组建专业法律团队、提供资金支持和法律援助等方式支持我国新能源汽车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积极应对国际贸易争端。

　　三是主动塑造新能源国际合作秩序，破解安全型全球新能源贸易壁垒。为从根本上破解安全型全球新能源贸易壁垒，我国应主动塑造新能源国际合作秩序，助力我国从被动响应到主动塑造的战略升级。一是健全我国能源转型发展优势转化为能源转型国际合作优势的实现机制。建议完善新能源产业国际合作网络，将我国新能源产业的技术优势、市场优势、资金优势转化为国际合作的动力。同时，我国还应积极参与新能源国际标准制定，提升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二是完善新的动荡变革期我国全球新能源贸易的风险防范与应急管理体系。警惕安全型全球新能源贸易壁垒可能对我国新能源产业出口造成的短期冲击，积极利用现有国际贸易规则保护自身权益；积极通过外交渠道寻求共识，缓解国际贸易紧张局势。三是积极构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共赢新模式。我国应积极融入全球新能源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之中，深入参与全球贸易治理、全球能源治理规则制定，为我国全球新能源贸易提供更加稳定和可预测的外部环境，增强应对安全型全球新能源贸易壁垒的能力。

　　总结而言，我国应对全球新能源贸易壁垒的核心在于精准识别壁垒类型、把握其内在矛盾，并实施差异化破解策略。价值观型、发展型和安全型全球新能源贸易壁垒的破解路径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支撑、动态协同。面向未来，我国应因地制宜地加强三类全球新能源贸易壁垒的破解工作，加强统筹协调并形成系统性应对合力。

 

　　（作者系安徽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员）